我国有害生物防治业的历史和现状
传统上,我国把有害生物的防治称为“除四害”运动,这项工作主要是由各级政府组织的爱国卫生运动来完成的。总结建国以来有害生物防治工作的历史,对促进我国PCO这一新兴产业健康、有序的发展无疑是十分必要的。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,国家面临经济凋敝、科学衰落、文化荒芜的局面,被称作“东亚病夫”的中国人的生命和健康也受到“瘟神”的严重威胁。据资料记载,当时鼠疫波及全国20个省、自治区,1900-1949年间全国共发病115万人,病死100多万人。血吸虫流行区域200多万平方公里,病人1100万以上。其他,如疟疾、丝虫病、黑热病等遍布中国大地,建国前夕我国人均寿命仅35岁。
面对公共卫生的严峻挑战,如何摆脱“瘟神”的威胁,是党和政府面临的重大而紧迫的任务。
建国不久中央就确定了“面向工农兵,预防为主,团结中西医,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”的卫生工作原则,即“四大方针”。前面三个原则是在1950年8月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确定的,而“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”是经过总结反细菌战时兴起的爱国卫生运动的经验之后确立的。
当时爱国卫生运动所造成的声势和效果,不仅振奋国民精神,而且引起世界舆论的重视,国际上许多人士初步改变对中国的看法。1952年5月,国际科学委员会在我国各地考察后向全世界宣告:今天,中国正在进行一个促进个人和社会的卫生运动,这个运动受到五亿人民全心全意的支持,这样规模的卫生运动是人类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。这个运动已经发生的作用,使得由于传染病而引起的死亡率和发病率大大降低了。在我们看来,设想用细菌战消灭这样一个民族不仅是犯罪,而且是徒劳的。
全国军民、全国各地开展的爱国卫生运动的重要作用,不仅在于粉碎了细菌战,也不仅在于使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不卫生状况有了初步的改善,更有深远意义的是,通过爱国卫生运动初步创造出了中国式的卫生工作方法,也就是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、经济贫困、卫生落后的大国,找到了一条迅速改变落后面貌和预防疾病的方法。
1952年12月8日至13日,第二届全国卫生会议在北京召开,毛泽东为大会题词:“动员起来,讲究卫生,减少疾病,提高健康水平,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。”周恩来作了报告。会议确定“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”为我国卫生工作的第四项原则,把爱国卫生运动作为我国卫生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。
我国爱国卫生运动除政府领导、群众参与以外,专业队伍、专业机构的指导、宣传和直接实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。
1949年10月27日,政务院召开防疫会议,决定采取紧急措施,扑灭察哈尔省北部的鼠疫疫情。当天中央防疫总队成立,先后组编九个大队,派赴各地开展卫生防疫工作。
卫生部于1949年11月1日正式成立。到1950年底,直属卫生部的专业防疫队有88个、1100人,鼠疫防疫队12个、1400人,卡介苗接种推广人员1600人。各地方还成立了由医务人员参加的地方防疫队。随着社会秩序、人民生活、经济建设的正常化,卫生防疫工作也逐步正规化。建国初期,我国即在部分地区开始试建卫生防疫站,后经政务院批准在全国各地建立卫生防疫站。1983年全国共建防疫站1626个,到1985年发展到3274个。针对一些特殊传染病如鼠疫等地方病、寄生虫病,重点建立一批专业卫生防治站(所),1983年达到1326个。铁路、交通、大型厂矿也建立本系统的卫生防疫站。这些站、所的任务就是通过监测、监督、科研、培训及健康教育来进行疾病控制。
此后的有害生物防治工作中,一直都存在着专业队伍。以武汉为例,1958年为了配合“大跃进”时的“除四害”工作,从农村招来40余人专门从事消毒、杀虫、灭鼠工作。三年自然灾害后,因精简机构,队伍解散,人员遣返回家。1965年为加强副霍乱的预防工作,组建120人的临时防疫队,除处理疫情、接种疫苗外,其余人员分别安排到省市委、省市政府所在地开展灭鼠、灭蚊蝇工作。1966年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,这种做法被作为“修正主义路线的产物”、“为城市老爷服务的典型”而受到批判,工作停顿。1973年全部人员转为正式工。但防疫队取消,除小部分人员留市防疫站外,大部分被安排到中草药厂、精神病医院、职业病防治院等医疗单位。
面对公共卫生的严峻挑战,如何摆脱“瘟神”的威胁,是党和政府面临的重大而紧迫的任务。
建国不久中央就确定了“面向工农兵,预防为主,团结中西医,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”的卫生工作原则,即“四大方针”。前面三个原则是在1950年8月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确定的,而“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”是经过总结反细菌战时兴起的爱国卫生运动的经验之后确立的。
当时爱国卫生运动所造成的声势和效果,不仅振奋国民精神,而且引起世界舆论的重视,国际上许多人士初步改变对中国的看法。1952年5月,国际科学委员会在我国各地考察后向全世界宣告:今天,中国正在进行一个促进个人和社会的卫生运动,这个运动受到五亿人民全心全意的支持,这样规模的卫生运动是人类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。这个运动已经发生的作用,使得由于传染病而引起的死亡率和发病率大大降低了。在我们看来,设想用细菌战消灭这样一个民族不仅是犯罪,而且是徒劳的。
全国军民、全国各地开展的爱国卫生运动的重要作用,不仅在于粉碎了细菌战,也不仅在于使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不卫生状况有了初步的改善,更有深远意义的是,通过爱国卫生运动初步创造出了中国式的卫生工作方法,也就是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、经济贫困、卫生落后的大国,找到了一条迅速改变落后面貌和预防疾病的方法。
1952年12月8日至13日,第二届全国卫生会议在北京召开,毛泽东为大会题词:“动员起来,讲究卫生,减少疾病,提高健康水平,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。”周恩来作了报告。会议确定“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”为我国卫生工作的第四项原则,把爱国卫生运动作为我国卫生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。
我国爱国卫生运动除政府领导、群众参与以外,专业队伍、专业机构的指导、宣传和直接实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。
1949年10月27日,政务院召开防疫会议,决定采取紧急措施,扑灭察哈尔省北部的鼠疫疫情。当天中央防疫总队成立,先后组编九个大队,派赴各地开展卫生防疫工作。
卫生部于1949年11月1日正式成立。到1950年底,直属卫生部的专业防疫队有88个、1100人,鼠疫防疫队12个、1400人,卡介苗接种推广人员1600人。各地方还成立了由医务人员参加的地方防疫队。随着社会秩序、人民生活、经济建设的正常化,卫生防疫工作也逐步正规化。建国初期,我国即在部分地区开始试建卫生防疫站,后经政务院批准在全国各地建立卫生防疫站。1983年全国共建防疫站1626个,到1985年发展到3274个。针对一些特殊传染病如鼠疫等地方病、寄生虫病,重点建立一批专业卫生防治站(所),1983年达到1326个。铁路、交通、大型厂矿也建立本系统的卫生防疫站。这些站、所的任务就是通过监测、监督、科研、培训及健康教育来进行疾病控制。
此后的有害生物防治工作中,一直都存在着专业队伍。以武汉为例,1958年为了配合“大跃进”时的“除四害”工作,从农村招来40余人专门从事消毒、杀虫、灭鼠工作。三年自然灾害后,因精简机构,队伍解散,人员遣返回家。1965年为加强副霍乱的预防工作,组建120人的临时防疫队,除处理疫情、接种疫苗外,其余人员分别安排到省市委、省市政府所在地开展灭鼠、灭蚊蝇工作。1966年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,这种做法被作为“修正主义路线的产物”、“为城市老爷服务的典型”而受到批判,工作停顿。1973年全部人员转为正式工。但防疫队取消,除小部分人员留市防疫站外,大部分被安排到中草药厂、精神病医院、职业病防治院等医疗单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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